其中生态涵养区中延庆、密云、门头沟、怀柔4个区，生态环境状况指数均达到了优的等级。
加强两高企业排污许可证质量和执行报告提交情况检查，督促企业做好台账记录、执行报告、自行监测、环境信息公开等工作。（七）将碳排放影响评价纳入环境影响评价体系。
鼓励重点区域高炉-转炉长流程钢铁企业转型为电炉短流程企业。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和行政审批部门在两高企业排污许可证核发审查过程中，应全面核实环评及批复文件中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及区域削减措施落实情况，对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两高企业加强现场核查，对不符合条件的依法不予许可。地方生态环境部门组织三线一单地市落地细化及后续更新调整时，应在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中深化两高项目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国家或地方已出台超低排放要求的两高行业建设项目应满足超低排放要求。对不满足生态环境准入条件的，依法责令恢复原状。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和行政审批部门应积极推进两高项目环评开展试点工作，衔接落实有关区域和行业碳达峰行动方案、清洁能源替代、清洁运输、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等政策要求。对于持有排污限期整改通知书或排污许可证中存在整改事项的两高企业，密切跟踪整改落实情况，发现未按期完成整改、存在无证排污行为的，依法从严查处。大规模种植这种植物不仅会导致当地地下水位下降、土壤板结、环境恶化，而且还会改变当地居民的劳作模式，使他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通过直接的自然劳作来获取满足家庭生活需要的食物。
为此，这类国家创建的碳核证减排机制规则相对比较宽松，以此吸引他国对其生态项目的支持。各国和各地区正在通过自下而上的路径推动碳交易机制交融。新型碳外交作者简介：王硕，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长春 邮编：130012）。当然，要长期维持彼此建设性合作的总体效果，则取决于与核心规范冲突的程度以及策略选择间的平衡。
具体来说，当碳信用实现各个碳交易机制跨区域储存、借贷和变现的时候，就基本具备了充当一般货币的条件。2019年，699家跨国公司已将碳价作为影子价格，把温室气体排放纳入成本考量。
但是随着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密度日渐上升，机制之间已经开始呈现意大利面碗效应。同时，碳交易机制复合体、碳交易机制集群与碳交易机制联结之间的共同点是各机制要素存在一个相同的主导原则，即在自由环境主义理念下将去碳化与经济利益相协调，这使得它们无论表面上如何繁杂，但其彼此之间却是协同、合作或功能性竞争的关系。一方面，积极进行碳交易机制的基础设施和机构能力，加强人员培训、互助以及共享知识、经验和数据信息，促进碳交易机制建设与运行的科学化、专业化。它们在创建国际碳交易机制时不仅侧重于经济发展与灵活履约，还将大气资源作为资本积累拓展的新场域，其衍生出的碳金融、碳货币迫使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不得不加入这一新的国际资本竞技场，随之建立起地方性的碳交易机制。
（一）国际碳交易机制间的良性互动产生的积极效应从运行层面看，国际碳交易机制之间的良性互动有助于将减排模式从过去的公私对立转向公私联动。换言之，真正影响机制网络群体互动有效性的不是其规模，而是机制要素间是否存在最大公约数。[31]也就是说，发达国家通过将高耗能的产品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生产，虽然能实现其本国的减排任务，却会使发展中国家碳排放量增加，从而引发绿色悖论。[8]但是，这种观点不仅无法解释为什么有的机制网络群体互动的有效性很强，有的却很弱，而且也无助于后续制定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三）国际碳交易机制复杂化是新型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下的必然产物当前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已经由国家主导减排，非/次国家行为体相辅助的中心边缘体系转向由多元行为体共同推动，涵盖多样化机制特征和具体治理目标的混合驱动体系。随着履行减排承诺的主体不断多元化，加之碳交易机制复合体的发展，各国和地区纷纷依据各自国情灵活设计碳交易实施的规则和指南，建立起诸多独立的碳交易机制集群。
这主要体现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对碳价的影响上，据碳定价领导力联盟（Carbon Pricing LeadershipCoalition, CPLC）估计，若要以高成本方式来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碳价在2030年前需达到50100美元/吨。但是，目前学界更关注的是整个非传统安全领域条约涌现的状况，鲜有学者分析具体的治理实践议题，这就导致国际机制理论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张力逐渐增强。
[33]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球平均碳价格仅为2美元/吨。915家跨国公司表明计划在今后数年对碳排放进行内部定价。过去传统的气候治理政策以政府包办为主，坚持应对气候变化低碳减排阻碍经济发展的传统思维，倾向于末端治理与修复补偿。（二）建设性合作：独立于国际碳交易机制复合体之外的机制集群机制集群是围绕特定议题所创建的机制集束，独立于机制复合体，不受其监管与规范，且彼此之间无明确联系，可能是相互交叉的，也可能是彼此孤立的。关于机制间的互动模式，机制网络群体中的构成机制所关注的范围、性质、层级不同，演进规律也就不同。在无政府状态、利益认知差异以及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转型等普遍性因素影响下，国际碳交易机制复杂化的成因有着自身的特殊性，是其发展进程中的必然产物。
（一）无政府状态引发国际碳交易机制复合体的涌现在无政府状态下，国际社会缺乏统一监管，在各主权国家的减排谈判中充斥着政治博弈，仅凭借发达国家在低碳技术上的先发优势或发展中国家的道德优势，都难以推进所有成员国执行全面去碳化的实质性措施。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StockholmEnvironment Institute, SEI）的调查结果发现，碳核证减排机制集群实质上增加了约6亿吨碳排放量。
[23]从经济发展层面看，国际碳交易机制之间的良性互动将使碳排放权超越商品范畴，衍生出碳货币，有助于刺激国际市场活力。《京都议定书》在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规定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和时间表，并基于历史的责任，允许发展中国家弹性自愿减排，但强制性要求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六种温室气体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2%。
要实现碳机制整合的目标，中国仍需进一步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加强技术、制度和政策创新，完善企业碳管理、碳核查等，并应丰富气候治理科学理论和相关领域的人才储备，实现国内碳交易市场与国际碳交易市场接轨。国际碳交易机制发展至《巴黎协定》时期，其创新性地将减排模式由自上而下的强制责任转向了自下而上的自主贡献，不再规定减排目标总量，这导致基于总量的国际排放交易机制随之消失。
后者沿用清洁发展机制的交易模式，同样具有抵消功能，但其在减缓效益、消除竞争劣势及环境完整性等方面更具优越性。同时，在各国向《巴黎协定》提交的189份批准书中，有97份提出计划使用核证型碳交易机制来履行国家自主贡献承诺。例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贸易投资自由化程度高于WTO，且成员包括已与欧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日本、澳大利亚、越南等国，这就使得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能够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建立具有共同标准的国际化碳交易规则。对此，不少学者着力探讨机制复杂化的分类、产生动因以及如何提升它们的互动有效性，如奥兰扬（OranR. Young）将纷繁复杂的机制群体分类为相互嵌入/嵌套型、集束型、重叠型、中心环绕型、垂直型、协调/冲突水平型等。
关键词：国际碳交易机制。参与气候行动储备方案的有两个国家，注册项目数274项。
这不仅使得发达国家能够以低成本来完成减排目标，同时也能使发展中国家避免走上高碳排放的传统工业化道路，进而推动所有国家社会、经济结构的绿色变革。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国际碳交易机制复合体未能将所有交织的利益、交互影响的权力、多元化的观念融为一体，同时也是将全球治理从理想化状态拉回现实的反映。
《巴黎协定》针对这一态势在第6条第4款和第8款中提出了整合机制的倡议，要求确立的减排量既可以被东道国缔约方以及其他缔约方履行，又接受《巴黎协定》指定机构的监管，以加强公私部门的参与度，促进各种机制间的融合。因此究竟是维持生存、追求经济利益，还是追求生态效益，各国的诉求并不相同。
关于机制扩散的动因，国外学者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与中国学者王明国均认为是政治权力博弈以及理性选择驱使机制分化，并使得机制间的互动只能达到帕累托次优效果。因此《公约》只能在谈判策略上不再从利益直接分配角度达成协议，而是从利益再分配角度处理有关问题，通过将经济与减排挂钩来提升成员国的综合收益，[17]这也是国际碳交易机制兼顾经济与减排双重内核的意蕴所在。[16]其次，除了跨国公司外，政府间组织也积极推动各领域自主建立减排机制。2020年习近平主席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明确表示，中国将努力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
这主要体现在企业与投资者受利润驱使，往往会在众多基于项目的核证减排机制中选择审核相对宽松的国家进行合作，然后推进利润高但不是减排量大的项目，并以东道国的可持续发展为代价谋取暴利。如过去的碳信用交易主要通过清洁发展机制进行，但是2012年清洁发展机制碳市场价格暴跌后，各主体逐渐转向选择独立的碳信用交易机制。
[25]据统计，仅2019年全球碳市场交易总额即达到2 332亿美元，到2030年，低碳发展模式可为世界带来26万亿美元的经济效益，创造逾6 500万个新的低碳就业机会。再次，非政府组织亦在标准制定、平台搭建和公众信息披露等方面制定了诸多倡议和计划。
具体来说，国际排放交易机制是在发达国家之间基于总量控制的配额型交易，即当发达国家的碳排放量[11]超出限定的碳排放量时，就只能通过市场购买配额，而配额有富余的国家则可卖出配额来获益。参与自愿核证减排机制的有72个国家，注册项目数1 628项。
